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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海聰:入世十年 對中國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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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海聰:入世十年 對中國的積極影響
入世十年,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是讓人驚異的。十年之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名列前茅的投資東道國和海外投資國,中國企業在世界500強的企業中占據了總數第三位,達到了61個。入世十年,滄海桑田,換了人間。

入世十年對中國的積極影響是顯著的和多方位的,本文僅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地位、國際經濟體製中的地位和WTO法教學和研究三個方麵討論入世十年的積極效果。

一、國際貿易和經濟地位:雲壤之別

入世十年,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中的地位變化是讓人驚異的。十年之間,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二大貿易國、第二大經濟體、名列前茅的投資東道國和海外投資國,中國企業在世界500強的企業中占據了總數第三位,達到了61個。入世十年,滄海桑田,換了人間。

為什麽入世會導致中國貿易和經濟的迅速增長?本文的解答是,入世使得中國的出口獲得了穩定的貿易環境,中國企業的史無前例的製造能力和營銷能力使得中國產品得以行銷世界,首先是美國、歐盟、日本,然後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東南亞,再是印度、非州和拉丁美洲,中國成了“世界工廠”。

穩定的出口環境、強大的製造能力與巨大的人口優勢結合在一起,造就了今日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從而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人口多、資源少、整體生活水平一直較低的格局。中國從世界各地進口原材料,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和製造能力,製造出豐富的產品銷往世界,使中國從一個農業國成為了一個製造大國,從農業文明進入了信息化的工業文明時期。

隨著產品的全球采購和銷售,中國的船隊駛向世界,中國的保險商和銀行在世界各地設立分公司和分行,中國的服務業也實現了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雙向國際化。財富的增長,貿易盈餘的積累,使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成為世界第六大資本輸出國。

回想起入世時,我們對外國產品湧入中國,對外匯平衡問題的種種擔心,“狼來了”的感歎,“小帆船對航空母艦”的比喻,更讓人感到當時的擔心是多麽的不必要,現在的進步又是多麽的出人意外!

二、國際經濟體製中中國角色的轉變:體製內的主要行為方

(一)在WTO多邊談判中的地位迅速提高

在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提出了100多項談判提案,與美國、歐盟、日本、印度、巴西一道成為多邊談判的主要參與方。WTO中主要的貿易談判和規則創製沒有中國的參與是很難開展的。在國際市場上,中國進口什麽,什麽東西就可能漲價;中國出口什麽,什麽就可能降價。也就是說,中國已經成為影響國際市場供給和價格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在WTO的多邊談判中的市場準入談判方麵,中國的地位舉足輕重。在規則談判中,WTO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從追求效益價值轉向追求公平價值,二是從強調互惠原則轉向兼顧優惠待遇原則。這種轉化的核心要求就是更多地照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規則談判中也順理成章地處於核心地位。

(二)在WTO爭端解決中的積極態度和走向成熟

入世十年,中國作為起訴方的案件8件,作為被訴方的案件23件案,作為第三方的案件74件。中國積極運用爭端解決機製,以平常心看待訴訟結果,積累了經驗,成為了一個比較成熟的規則運用者。

中國贏了美國鋼鐵保障措施案、中國知識產權案、美國禽肉案、美國雙反案、歐盟緊固件案,輸了汽車零部件案、文化產品案。

鋼鐵保障措施案,中國是申訴方之一,有痛打落水狗的感覺。美國雙反案被譽為中國在WTO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歐盟緊固件案則被視為中國在WTO訴訟中的重要勝利。在知識產權案中,我們在刑事門檻問題上勝訴。

汽車零部件案中,我們輸了,但我們的抗辯的專業性得到了驗證。在文化產品案中,中國保住了引用第20條抗辯的權利。

(三)國際經濟體製的維護者和改良者

與此同時,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中地位也迅速提高。總起來看,盡管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從國際關係和國際體製的視角來看,中國超大的經濟規模、巨大的全球經濟影響力和衝擊力已經使得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製中的主要參與者。

中國成為國際經濟體製中致力於和諧建設、推動共同繁榮的一方,意味著中國將繼續接受現有的國際經濟體製,不會主張打破或重建國際經濟體製。正如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國將積極參與多邊事務,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更加公正合理”的用語表明我國認為發達國家主導建立的現有國際經濟製度是基本公正和合理的,是可以繼續維持的;同時,現有製度的某些方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可以予以改進和完善。中國是國際經濟體係的維護者和改良者。

三、中國的WTO法學教育和研究

隨著中國成為WTO和國際經濟體製的主要參與方,隨著中國WTO法實踐的日趨成熟,中國的WTO法學研究也得到了超常的發展,中國的WTO法研究隊伍已經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研究相當精深WTO法研究群體。

首先,從人數來看,中國已經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WTO法研究隊伍。美國、歐盟研究WTO法的人數是有限的,由於並非所有的法學院都開設國際經濟法或者WTO法課程,加上學生和研究隊伍相對較小,其有影響的學者都隻在30人到50人,而中國由於國際經濟法是核心課程,很多法學院還開設了WTO法課程,學生隊伍和教師隊伍龐大,中國的WTO法專業研究人員也達到了百人左右,長期跟蹤研究WTO法的學者也達到了50人左右,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南開大學、廈門大學、複旦大學、華東政法、西南政法、中南政法、外經貿大學等高校都有研究WTO法的團隊。

其次,盡管中國學者對WTO法研究在質量上和學術影響力上與西方學者仍然有較大距離,但中國學者對WTO法的研究已經相當全麵和深入。從著作來看,在WTO爭端解決機製、WTO憲政化、反傾銷、補貼和反補貼、保障措施、農產品、例外條款、技術貿易壁壘、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各領域都有專著出版,在爭端解決機製、補貼、反傾銷方麵的專著更是在十本左右。從論文來看,也出現了一大批觀點鮮明、內容充實、引證豐富的高水平學術論文,數量也達到了千餘篇。論文中還有不少是以英文發表的,產生了良好的國際學術影響。精深的研究產生了一批公認的WTO法專家,朱欖葉、曾令良、張玉卿、韓立餘、張乃根、龔柏華等研究人員進入WTO專家組成員例示名單就是一個明證。

第三,中國的WTO法研究的一個特點就是理論和實務結合的較好。研究人員與實務人員聯係非常密切。商務部經常舉辦相關研討會,研討規則談判、爭端解決機製和WTO成案,每一次研討都邀請學術界人士和相關律師參加。學界的年會和研討會也都邀請商務部條法司的官員參加。這些雙向交流使得本領域的研究能夠把握實踐的最新發展,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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